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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话治乱书记取消农业税后群众还有啥期待

发布时间:2019-10-17 17:31:36 阅读: 来源:U盘厂家

四川出了个文建明。这位47岁的乡镇党委书记,在营山县干部眼里是“治乱书记”,在当地群众眼里就是个“为民办事的好官”。

他在乡镇近30年的工作经历,折射了中国农村改革30年的曲折历程。农村社会矛盾有什么新变化?取消农业税后群众还有哪些诉求?干部应如何对待群众?又如何直面矛盾、化解难题?

对当前社会矛盾多元化的新态势,文建明有一个观点,你说群众“不听话”,你干的事肯定“不像话”。当干部要懂得其中的辩证法。当你真正“为人民服务”时,人民一定会拥护你。

我“热爱问题”,解决一个就少一个

问:人家叫你“治乱书记”“灭火队长”,你怎么看?

文:一些地方乱象多,根子在于民怨郁积。我每到一地任职,首先把干部和群众拢到一起,坐到一条板凳上,听民声,办实事,解民忧,化民怨。别人说我是“治乱书记”,其实我就是做了一个干部该干的事。

我被派到新店镇当书记时,那里一年多换了4任镇党委书记,其中一位干了俩月就要走人。有个鲜鱼村,见到干部小汽车来,村民就要泼大粪。我不信,上任首日就骑车进村摆“龙门阵”,一直到深夜。结果村民的坦诚让我流了泪。之后,我命令全体镇领导自带方便面进村开会:退钱、换人、查账。末了群众高呼共产党好。这说明什么?分明是干部自身出了问题,却把责任推到百姓身上。

问:你是靠群众上访发现问题,还是有什么制度创新?

文:我在城南镇探索建立了“寻问题解决机制”,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。每月1日至5日,干部都要带上《寻问题解决表》进村入户找问题,不能当场解决的,要建整改台账。每月6日至10日,村(居)召开例会,解决台账所列问题。每月11日,镇上开会啃“骨头”,镇里解决不了的上报县里,不解决,不“销号”。

问:当前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多发趋势,有的干部对矛盾避之唯恐不及,“小事拖大,大事拖炸”,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?

文:我“热爱问题”。你只有发现问题,才能化解矛盾。我有时甚至想“花钱买问题”。为了找问题,我处罚过村干部。有个村干部三个月找不来问题,我罚了他50元误工补助。

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导力量,当干部必须知道群众有啥问题要解决。什么叫问题?就是损害群众利益的、阻碍当地发展的不利因素。这符合水桶原理,寻出“短板”,才能多装水嘛。少数干部就是拎不清这个朴素的真理。

“九大问题”拦路,群众诉求待解

问:有人说农村税费改革后,农民没了“皇粮国税”,农村矛盾基本解决了,果真是这样吗?这些年农村矛盾有什么新变化?

文:从包产到户至上世纪90年代,农村的主要问题是解决温饱和提升温饱水平。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,农民负担上升为主要矛盾,加之农产品价格低迷,农民增收难也成为重大社会问题。农村税费改革后,“皇粮国税”免除了,新阶段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的重点转向推进农村社保、缩小城乡差别、共享改革成果上来。显然,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不同,应当因时而治,及时化解。

问:这几年你发动干部走村串户“寻问题”,发现当前有哪些社会矛盾有待破解?

文:从寻出的众多矛盾中,我梳理出群众反映强烈的“九大问题”。

问题一,财务管理不清。镇、村干部每人手头都有一摞账,不少村级财务是“包包账”“坨坨账”,五四村甚至发生村干部携款14万元潜逃事件。

问题二,增收路子不畅。一些干部只知道招商引资“富财政”,上“马路项目”求政绩,不懂得尊重群众发展经济的自主权,也不会服务百姓增收致富。

问题三,干群关系不密切。少数干部当官做“老爷”,人民群众疾苦少人问,上访越来越多,干群越来越“铆”。

问题四,办事体制还不顺。“先到村,后到镇,漫山遍野找干部;不送酒,不送烟,十天别想盖上章。”办事难成为群众的心病。

问题五,政务村务不透明。决策不民主,内容不公开,一些干部习惯“以言代法”,挫伤了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。

问题六,干部管理不活。选与不选一个样,干与不干一个样,好与不好一个样。

问题七,工作作风不实。坐在办公室,报告写出来,点上开了花,面上不结果。

问题八,工作运转不力。一些干部只会当“运动员”,不会当“裁判员”,看着工作很忙,但没为群众办什么事。

问题九,精神动力不强。一些地方多年开不了群众大会,干部精神空虚,正气不足,怎能让群众服气?曾有个镇领导竟因赌博欠“放水公司”70多万元而神秘失踪。

问:从这“九大问题”看,可以概括出农民群众的三大基本诉求,即政治上要求民主公开,经济上要求增收致富,社会上要求公平公正。

文:对头。有些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前就有,有些问题是因为政策长期不落实,有些问题是因为改革不到位。当然,出现这些问题,最根本的还是一些干部的自身原因。取消农业税后,上述问题亟待进一步破解。

“督查督办中心”--“土板眼”加高科技

问:城南镇党委有个“督查督办中心”。听说第一份贴在“公示墙”上的督查通知,罚的就是你,有什么特殊含义吗?

文:“督查督办中心”是城南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创新。那天我上班迟到10分钟,按规定被扣掉当天的绩效工资50元。改革要动真格的,干部才能全力为民服务。

问:行政体制改革搞了几轮,但群众“办事难”在一些地方就是解决不好。你是怎么推动这项改革的?

文:“土板眼”加高科技。怎么能实现“小政府、大服务”,我就用什么办法,一切从实际出发。

“人民政府”的岗位不是按干部需要设的,而应根据群众需要定岗。2004年7月,我让城南镇原有的70多名干部全部“起立”,只设21个集中管理岗位,实行公开报名,竞争上岗。

但机构重组,不等于干部觉悟就高了。我又想出些管理干部的“土法子”--

针对少数干部爱赌,我自制“戒赌牌”,印上自编的《戒赌歌谣》,要求参赌人员像小学生那样,整天高声诵读,最终无人敢赌。

针对群众反映“办事难”,我就把公章全部集中到镇办事大厅。每逢镇上“1、4、7”场集,让各村干部到镇服务大厅“坐堂办公”,一条龙服务。

问:财务管理混乱,一直是影响农村干群关系的一个难题,你有什么治理“绝招”吗?

文:其实就是推行村财镇管、钱财分离。镇上成立统管结算中心和会计核算中心,电脑做账。这样,干部手里再也没有不明不白的账和不清不楚的钱。

问:有些地方也在搞“村账镇管”,为什么群众仍然不满意?

文:治理农村财务混乱,关键看干部有没有决心。我在“村财镇管”基础上,又加上了集中结算、公开透明,财务直接核算到部门、村居、社组和农户,干部没空子可钻。

即使群众不理解,也不能把百姓当“刁民”

问:我们听说,坐过两次牢、被判死缓的罗洪川,2006年4月出狱后,一度对社会绝望。你资助他,帮他就业,甚至协助找到了媳妇。这个曾经的“死缓犯”,如今在家是孝子,在外是抗洪模范,逢人便抱拳说:“看见文书记,老百姓怎会不拥护共产党!”罗洪川的转变,你认为说明了什么?

文:这反映了一个重大问题:干部应该如何对待群众。连罗洪川这样的“死缓犯”都能转变,还有什么样的人要视为“刁民”来对待呢?现在少数基层干部称上访群众为“刁民”,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。即使有的群众对工作一时不理解,甚至有些毛病,也不能把群众推向“刁民”的对立面,那只能使矛盾更加激化。原因很简单,如果干部不能正确对待群众,群众自然也不会正眼瞧你。多年的经历告诉我:百姓在干部心中有多重,干部在百姓心中就有多重。

问:新时期农民群体发生了哪些新变化?这对干部提出什么新要求?

文:一是民主意识增强,政策水平提高。二是有一定经济基础,自主能力强了。三是市场观念增强,思想更加解放。四是维权意识提高,利益诉求更多。这些都对干部转变工作方式提出新要求,谁糊弄群众,谁就容易出事。

问:拆迁补偿、征地纠纷、失地农民、务工讨薪、社会保障……矛盾的焦点是利益纷争和分配不公。你是怎么认识和化解这类矛盾的?

文:这些社会矛盾的出现有其客观性,但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些干部扭曲的政绩观和发展观。同时,民意缺乏出口,缺乏合理的诉求渠道,也是转型期社会矛盾频发的主因之一。在群体性事件面前,个别地方政府习惯站在群众的对立面,一些合理诉求无人理会,致使矛盾升级。

在城南镇,我根据发现的“九大问题”,创新分类解决机制,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:下访寻民事,公开议民事,阳光办民事,民主评民事。这样群众可以质询干部,可以参与决策,可以监督落实。近几年,全镇8万人没发生一起集体越级上访。

问:听说上至国务院,下至营山县,你获得了几十项荣誉称号,你最看重哪个称号?

文:我最看重两个,一个是“十佳调解员”,一个是“优秀爱民书记”。为什么?当干部,执政为民,必须清楚“民为重”的分量。

多年来,我们通常用“鱼水关系”“公仆形象”来定位党群干群关系。既然老百姓是主人,干部是公仆,那就要时常问问主人有什么问题和困难。

问:你把精力和智慧都用到为民办事和推动发展上,很少考虑自己和家事,不累吗?你的成功感来自哪里?

文:我近30年一直在乡镇工作,现在享受副县级待遇。我有些同学在国家和省机关,有的已是厅局级领导干部,我为他们高兴,但不羡慕他们。为什么?我有我的事业,我有我的快乐。我感觉,和群众在一起,对一个干部是幸福的。老百姓的幸福,就是我的幸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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